香港媒体：香港成了中国变革新根据地

香港《亚洲周刊》最新一期发表评论认为，“九七大限论”之死，带来中国社会变革的新生。京港民间汇聚改革洪流，冲破种种障碍。评论写道：“‘九七大限论’的死亡，却带来中国社会变革的新生。香港不仅没有死，并且在中国民间社会的“宁静革命”中发现新的生命意义。那些专业的社会工作者、那些学界教授、那些NGO人员、那些金融专业人士，前仆后继，驰聘在神州大地。他们也许献身于理想，也许为利益所驱动，或者是两者的结合，但却客观上成为一支港人“‘北征’的大军，攻‘心灵’之城，掠‘管理’之池，融化了境内境外的心理疆界。”

《亚洲周刊》的评论接着写道：“这也使香港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最新根据地。……这也和当前中国大陆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相结合。从保护太湖免于污染到山西黑砖奴工事件，中国民间社会的自发力量也在崛起。但香港的社会工作者及管理专才其实并不是寻求体制外的改革，而是要参与体制内的“博弈”。他们的对口单位往往是共青团、妇联、统战部，要落实胡锦涛‘建设和谐社会’的理想。(因而香港人不再是自外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局外人”。七百万香港人在回归之后，与十三亿的大陆同胞紧密结合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神州变革的旅程中，交换改革的密码。”

香港《文汇报》则发表评论认为，“一国两制”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对中国发展的战略作用上。评论写道：“香港之所以能在九七年后成功实践‘一国两制’，与第一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的战略思维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九四九年后，如何对待英国占领下的香港，这是一个非常敏感而又紧迫的问题。对于香港，周恩来讲的很清楚：‘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这是基本立场。但何时收回香港更为有利……建国前夕，毛泽东、周恩来等客观地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做出了‘暂不收回，维持现状’的决策。是从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考虑。新中国需要同国外进行经济上的往来，而在美国对华实行全面封锁的情况下，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里，它就有可能成为新中国“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在１９７８年以前，正是因为有了香港这个阵地，中国才得以从西方国家引进国内所急需的机器设备，才得以同西方国家进行经济贸易。如果没有香港这个阵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可能会更加封闭。”

评论接着写道：“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周恩来对香港的思维可以看出，第一领导人就已经从利用香港作为中国与西方沟通的桥梁、为中国经济建设服务的角度，为香港确立了战略定位。到了八十年代邓小平确立以“一国两制”收回香港主权时，这一战略思维就更为明确。……有评论这样认为，回归后的香港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回归后的香港只有是世界的，才能更好地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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