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出走半世纪 流亡藏人去向何方？

（德国之声中文网）七月初的达兰萨拉，雨季连日大雾大雨，行驶在麦罗干吉（McLeodGanj）狭窄陡峭的山路，不是本地人都难免捏一把冷汗。

“有时外地的车开进来，就算是印度人，也不太懂怎么开。”载著我上山的印度出租车司机一面淡定地说，一面看著前方山坡不时往后滑动的车辆，然后悠悠超车驶过。

雨季并非这里传统的旅游旺季，人潮与车潮却依然涌入这座喜马拉雅山脚下的小小山城——为的都是西藏精神领袖、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90岁寿辰。

来自世界各地的海外藏人与藏传佛教徒前来祝寿，在他们的信仰里，达赖喇嘛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是同一灵魂一世又一世的转世。那么在这一世之后呢？关切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问题的多国媒体记者，也纷纷前来报道。这段期间每逢法会与祝寿活动的尖峰时刻，闹区都挤得水泄不通。

达兰萨拉（Dharamsala）位于印度北部的喜马偕尔邦，分为上、下两部，上达兰萨拉又称麦罗干吉，海拔约1800公尺高，居民以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民为主；下达兰萨拉海拔约1250公尺高，住在这里的多为信仰印度教的印度居民。

自从1959年西藏爆发反抗中共的大规模抗争运动、中国解放军压境，最终迫使达赖喇嘛流亡印度以来，达兰萨拉因他的存在，而成为藏传佛教徒的朝圣之地，也是许多藏人追随出走的第二故乡。

根据藏人行政中央官方统计，全世界流亡海外的藏人超过14万，其中约10万人居住在印度。而达兰萨拉则是海外藏人的政治与宗教核心所在。

随风飘荡的五色风马旗、传统西藏风格的大昭寺、写著藏文的各式招牌与店家，半世纪以来大批流亡藏人选择在达兰萨拉“重启人生”，但许多藏人始终认为西藏才是故土。

“我在这里流亡的人生，已经比我在西藏还要久了。”流亡藏人Tenzin（化名）说。

Tenzin在1994年从西藏逃到印度，但认为西藏永远是他的家乡。问他在什么情况之下愿意“回家”？他笃定地说，除非中国同意达赖喇嘛的提案；与中国的交涉，“达赖喇嘛满意，我就满意。”

达赖喇嘛在1974年提出“中间道路”，主张西藏自治、不独立。盡管如此，他仍被北京视为“危险的分裂份子”，并称“中央过去没有、现在不会、将来也永远不会接受（中间道路）”。

Tenzin说，西藏流亡社群并非完全没有分歧，部分藏人对于达赖喇嘛的有些决定“也有怀疑”，但大部分的藏人与他一样“始终相信尊者”。对于他们来说，藏传佛教与达赖喇嘛不只是信仰，更是根深蒂固的日常。

“如果达赖喇嘛说这个（黑色）键盘是白色的，我也会相信他的。”他笑著指向桌上的电脑键盘开玩笑道，并接著解释：“在看过《为无声者发声》后，我更了解当时的时空背景，还有尊者为什么选择做这些决定。我相信心中有疑的藏人，在阅读后都会发现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

《为无声者发声》是达赖喇嘛今年甫出版的新书，内容记录了他过往70年与中国历代领导人交涉的经历与视角。

对于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Tenzin更是一点也不担心。

今年90岁大寿之际，达赖喇嘛正式宣布在他圆寂之后，将延续转世制度，并称只有“喇章－噶丹颇章信托基金”的董事会，拥有认定转世灵童的唯一权力。在这之前，他已经表态过自己将转世在“自由世界”；对此，中国外交部重申，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必须遵守中国法律法规以及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在中国境内产生。外界普遍预期，“两个达赖喇嘛”的争议情况，很可能在第十四世圆寂之后出现。

“就跟班禅喇嘛的事件类似，他们想要有一个中国版的达赖喇嘛......我们不会怪罪中国任命的那位班禅喇嘛。他是无辜的，但藏人也不会真正承认他、尊重他。”Tenzin强调：“就像台湾的命运由台湾人决定，藏人的命运也是。”

盡管大部分与我交谈过的藏人——无论出生在西藏或印度——都像Tenzin一样表示，西藏是他们的精神故乡，渴望有一天能够回到西藏，但对于部分在印度出生长大的年轻藏人来说，他们也难以否认，那是一个在地图上他们从未抵达过的遥远地方。

随著新世代的年轻藏人，不断出生、成长于印度；与此同时，从西藏逃至印度的藏人也越来越少。

根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的说法，2008年西藏多地爆发大规模的抗议之后，中国收紧对边境的管控，近年从西藏成功逃至印度的藏人大幅减少。1990年至2008年间，每年还有多达2500至3500名的流亡藏人成功抵达印度，但到了2024年，这个数字却跌至仅有个位数的8人。

人口变化之际，不同文化的影响与融合，似乎也正让流亡藏人社群对于身份认同的想像，变得更加多元而复杂。

“我知道现在印度出生的一些年轻藏人，更喜欢听印度歌。打开Facebook、YouTube，他们吸收的都是不一样的流行文化。”Gonpo Dhondup说。

除了印度文化，走在麦罗干吉街头，也可以见到许多西式咖啡厅与餐厅，甚至辛拉面等韩式食物与韩国流行文化，也像在世界很多其他地方一样，似乎正渐渐影响这里的年轻世代。

“我没有办法改变，虽然这很悲伤。”Gonpo Dhondup说。

来自青海的他，在2001年时来到印度，当时年仅13、14岁。他回忆在青海上学时，虽然有藏语课，但其他都是中文授课，身边同学也大多都是中国人。刚来印度时，自己不太懂不同地区的藏语方言，甚至“中文比藏文好”，来到印度之后才不断学习、加强自己的藏语、藏文，并深入钻研历史。

疫情期间，他在麦罗干吉开了一家私人图书馆，藏有丰富的西藏有关书籍，从历史、地理、宗教到达赖喇嘛等，包罗万象。他说，来到图书馆的访客来自四面八方，有藏人、印度人、西方人、亚洲人，苦心搜集多年的藏书只借不卖，为的是更多与人交流。他也会出席地方讲座活动，向年轻藏人分享为什么他认为历史重要。

“历史就是全部，不是只有国家史、家族史、族群史，不是只有政治，明天也是历史。”他认为有过去才有未来，但谈到流亡藏人社群当前面臨的挑战与改变，他也不讳言，甚至表示他有亲人已经移居欧美，其下一代在欧美国家出生、长大，如今“已经不太会说藏语”。

事实上，在达兰萨拉所遇见的藏人，部分也曾向我提到，因为现实因素会考虑移居他国，寻找新的机遇与生活。

根据印度政府规定，只有1950年到1987年之间在印度出生的藏人，可以申请归化印度籍。其他则多为无国籍者，他们在印度通常持有的是由藏人行政中央发布、俗称“绿皮书”的“流亡藏人自由捐献手册”，以及由印度政府核发、俗称“黄皮书”的无国籍者旅行证。他们并不拥有印度护照与公民身份。在一定程度上，这被认为影响了流亡藏人的人生道路与选择。

哪里是流亡的终点、哪里是人生的新起点？每一个藏人都有不同的答案。有人走，也有人想留下，“希望离尊者近一些”，也有些藏人留在这里想继续滋养文化。

Gonpo Dhondup说，他希望自己做一个“真正的西藏人”。问他怎样叫做真正的西藏人呢？他说：口说藏文、心念西藏、为西藏做点事，不管在哪里就是西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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