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式腐败-咨询公司招牌后的猫腻(下)
2004年2月10日国家行政机关要想提高效益、节省经费,完全可以请求联邦审计署或各州审计厅的出谋划策。巴符州审计厅厅长弗朗克说:“我们在许多方面可以与咨询公司一比上下。但是,在过去十二年中,弗朗克手下的经济管理人员只有三次被州政府机关派上用场。而每年州政府要请咨询公司制作50至80份鉴定和调查报告,费用是每年350万欧元。这些鉴定和调查报告完全可以有审计厅的人员完成。
即使咨询公司做出的方案是经过深思熟虑、有意义的方案,为此支付的金钱往往仍然是冤枉钱,因为政界不想或不能贯彻这些方案。例如,为联邦各部制定的费用与效益计算纲要花了至少一千万欧元,本来是为了促使官员节省资源。但结果除了财政部以外,几乎没有一个部执行了这份纲要。
国库空虚, “点子公司”乘虚而入
联邦和州政府面对财政困境一筹莫展导致了咨询事业的兴旺。经济不景气、国家税收减少,各级机关都需要度过难关的锦囊妙计,这为咨询公司的专家顾问们提供了赚大钱的大好时机。首都柏林为此提供了一个范例:
2001年6月,三家咨询公司向财政破产的柏林市政府在“资本”杂志上提出了重建首都财政的计划。其中麦克金西公司德国分公司的老板克鲁格在柏林的每日镜报上宣称:“柏林对我们来说,几乎是小菜一碟。”
但是大话过后,提出的建议既不具体,也没有新意:其一,私营化-已尝试多次,大多已失败。其二,建造一个大机场-早已有计划。其三,吸引企业落户-说得容易,做起来难。其四,精简人员,已在进行之中。
虽然这样的建议听起来是老一套,但在媒体的炒作下,起到了效果。柏林市市长及其同事们注意到这些建议。咨询公司与柏林市签定的合同越来越多:柏林警察行政改革咨询的费用为150万欧元,国家检察院和铁格尔监狱的改革咨询为26万欧元,建筑管理咨询为30万欧元。仅有关行政改革的建议就花去了1200万欧元。州有企业支付起咨询费用时也毫不吝啬:柏林银行公司为咨询花费了近一亿欧元。现在,甚至首都起草法律文本也要由外聘的顾问们完成,而首都的司法部门中有水平的法律工作者不乏其人,人们不仅要问:“真的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为了绕开招标的程序,有些项目被人为地切割成小块,因为超过二十万欧元的项目必须招标进行。所以,为柏林财政厅做出的分析书,咨询公司哈伊集团就开出了198.750欧元的帐单。
国家机关领导人聘请咨询公司还有个人的原因。在精简机构时,领导人当然成了众矢之的。现在,咨询公司可以提出精简人数、甚至精简的人员名单。领导人可以说,这是按照科学分析做出的决策,与他本人的意愿无关。毕竟,政界人士是选民选出来的,自身形象关系到自己的政治前途。
当官时留下经商退路
咨询公司于在位的政界人士有割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尤其在国际领域活动的公司与最高层领导关系密切。有些部门领导人在退出领导职务后,一屁股坐进了咨询公司,开始了他们的第二辉煌生涯。例如社会民主党成员、原科研部长豪夫从部长职位退下后,成了咨询公司的成员,而且领导着对官方进行咨询的部门。前交通部长波得维希也同样在这家咨询公司服务,而且还为其接班人施托尔佩部长提供关于高速公路卡车收费电子系统的咨询。在德国人人皆知,这套系统的投入使用一拖再拖,至今仍然不能使用,德国国库的损失数以亿计。
贝尔格公司的贝尔格本人与施罗德总理的密切关系开始于1992年。该公司当时受下萨克森州经济厅的委托对2000年世界博览会的方案做评估。当时的方案是,世博会应能自己维持开销,不动用纳税人的一分钱。贝尔格的鉴定是:世博会无需国家补贴。但是鉴定又加了一个附注:对这样的鉴定不承担责任。
贝尔格的心机得到了验证:原先预计有400万人参观世博会,实际参观人数只有180万。为此,要从纳税人的交纳的金钱中,支出23亿马克来填补漏洞。在施罗德及其接班人加布利尔担任下萨克森州州长期间,贝尔格公司的咨询收入共达到620万欧元。引人瞩目的是,不少项目的报酬都在二十万欧元以下,有的只差1760欧元,有的甚至只差462.01欧元。直到2003年2月,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乌尔夫在州选中获胜担任州长后,州政府才急忙取消了与贝尔格公司的接触。
这么看来,咨询公司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吗?其实不然,关键是,咨询公司的报酬也应该遵循市场经济的原则:有效的咨询应该得到奖励,而无效的咨询则应受到制裁。(汪洋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