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资深德国驻中国记者巴尔格曼

德国之声：您当时是怎么被派驻到中国当记者的？

巴尔格曼：我在中国工作了17年，从1964到1985年，当中我有三年时间是在越南，当时正是越南战争期间。最开始我作为记者为德新社和德意志电台工作，1975年之后为德国广播联合会广播部和德国电视一台的驻京记者。当我1964年到北京工作之前，我先后在伦敦和印度作为记者各工作了五年。我是1964年1月1日到北京开始工作的。当时能够到北京去工作，是因为中国政府想派一名常驻记者到当时的西德首都波恩，他就是新华社记者王殊，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驻德国大使。可以说那是一种交换吧，就是王殊到波恩，我到北京。我和王殊先生也十分熟悉，我们之间现在还通信。

德国之声：当时您在北京的日常工作是什么样的？

巴尔格曼：1964到1965年时就是一般的正常的记者生活。因为当时联邦德国和中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我住在新侨饭店，它当时是北京唯一的一个对外国人开放的旅馆，这家旅馆是二战后专门给苏联核专家建造的旅馆。旅馆经营不善，冬天的时候要在房间里穿着厚厚的大衣坐在打字机前工作，夏天的时候经常断电，我经常热得满头大汗。当时的生活很艰苦，我这样坚持了五年。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文革前的64年到66年，我们可以正常地在中国到处旅行，但是当然也总是有中国外交部的陪同人员随行监视我们。当时在北京仅有的三名西方记者，一名是英国路透社的记者，一名是法新社的记者，再就是我。当时连电传都没有，更不用说卫星通讯了。我们的报道必须要通过电报发给我们本国的编辑部。有趣的是，为我们发电报的中国女孩子虽然根本不懂我写的是什么，但是从来都没有错误地把我的文章发过去。

与当时的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不同，当时在中国即使是在文革时也没有对我们实行新闻检查，我们可以写我们想写的东西。文革期间有一种所谓的"事后新闻检查"，就是有时会因为一篇报道被招到外交部接受警告。例如，有一次我因为"笔误"或者说是有意笔误将林彪写成毛的"王储"，半夜被叫受到外交部受到警告，因为当时文革时林彪要被称作是毛的"亲密战友"。

警告是一种心理威慑。那时我们要离开中国时，必须要办理出境许可，我们当时被允许每两个月到香港一次去"放风"。因为那次警告，我办理出境申请时等了三个月，这三个月我就像是在北京被软禁了。

德国之声：您当时在北京时，是不是感到电话可能被窃听或者感到总处于监视之下？

巴尔格曼：当时打只有一条国际长途电话线路，是经过苏联通往西欧，所以那时打电话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时电报是我们拥有的唯一联络方式。当然，当我后来成为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记者后，条件有了改善。很多年以后，有了卫星通讯，我们可以通过卫星把报道传回国内。

德国之声：不久前，外国记者在中国还不能自由选择采访对象，难道这不是新闻检查吗？

巴尔格曼：当然，的确是这样。譬如我们不能去访问新疆或者是西藏。他们也总是派员随同监督我们。我们采访的中国人在言论自由上受到很大限制，他们根本不能想象言论自由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得到的信息全是官方的宣传。我们必须靠我们自己眼睛看到的来写自己的报道。

德国之声：您当时能与普通中国人交际往来吗？

巴尔格曼：根本不能接触普通的中国人。我当时有个翻译，有个司机。后来我有可自己的住房后还有了位中国厨师和一位女清洁工。他们都是官方的服务机构，实际上也就是国家安全部门分派给我的，他们也要向上司汇报我们的情况。当时我们住在外国人居住区，我们自己戏称它为"外国人贫民窟"，外面有站岗的军人，中国人只有拿特殊的许可才能访问我们。我们当时能邀请中国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到我们家里作客吃饭，当然这些人也都是经过特别挑选的。如果我们在大街上同普通人交谈，他们看到我们是外国人，就会很快就转身离开。虽然没有明文规定我们不能接触普通人，但是可能成为我们谈话对象的中国人被禁止这样做。我与那些与中国人结婚的德国女性有来往，我们甚至可以到她们在北京小胡同的家里去作客。

德国之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实行后，情况有所改变吗？

巴尔格曼：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实行后，有了根本的改变，从那时起我们可以与普通的中国人接触。但是问题是，他们仍然不被允许访问我们，不允许到我们家里作客。我们也不能去到普通人家里去访问，而且当时人们的居住条件也很差，估计也不愿意让我们去他们的家里访问。

德国之声：那么到了什么时候，这种访问限制开始不存在了呢？

巴尔格曼：我现在几乎每年都到中国去，我儿子也在北京工作。今天中国和其它正常国家一样，人们可以自由与中国人交往，可以到家里或随便什么地方作客。改革开放三四年后，中国在这方面的这些限制虽然越来越少，但绝对没有像今天这样不受限制。

德国之声：您能不能具体描述一下您当时是怎样报道毛泽东去世的？

巴尔格曼：毛是1976年去世的。他去世前三个月，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有数十万人遇难。我们当时不能住在家里，而是住在所谓的"防震棚"里。当时有传言说，上天对现在的领导人不满意，肯定要发生什么。这当然话中有话，因为毛泽东当时已经是身体很不好了。毛去世时，我正在外省访问。我是晚上在火车上通过广播听到这一消息的。当时有人为我们安排了特别的飞机航班把我们送回北京，以便让我们能报道北京的哀悼情况。

德国之声：您当时能自由地到大街上去采访哀悼毛的群众吗？

巴尔格曼：当然可以，这也非常符合官方的意思。因为这一次看到的的确不是宣传画面，当时有很多很多中国人是发自内心地哭泣。虽然人们当时还不知道毛和他的夫人江青在文革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但有很多中国的悲伤是认真和真诚的。当时中国的宣传机器也非常愿意把这些悼念画面传给世界。

德国之声：如果把现在的中国与六七十以及八十年代的中国比较一下，您看到的变化是什么？

巴尔格曼：我认为这个国家的变化是过去几十年里所发生的变化中最大的。今天的中国在很多或者说在各个方面都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当我与和我的年龄相仿的中国老朋友交谈时，就会发现他们与现在的年轻一代中国人有着极大的不同。年轻一代人与老一代相比更加物质主义，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兴趣远不如老一代人那么大。虽然这在全世界都是如此，让人遗憾的是，很多中国的文化传统让位给了现在的过多的物质主义。

德国之声：在过去几十年里，德国媒体的中国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中国因为人权问题和新闻检查而始终处于德国媒体的批评之中。您作为老一代西方驻中国记者，您如何评价今天的德国同行有关中国的报道？

巴尔格曼：当我1964年开始到北京工作时，那时还没有关于中国的报道。我们当时努力去改变这种状况。很快文革就到来了，它给中国带来了意识形态上和其它方面的沉沦。当时德国人几乎没人能正确理解文革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其实与文化无关，而是赤裸裸的权力斗争。

我与我的一些老同事认为，中国当然一直有着人权问题，但另一方面，在中国生活着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一个首要的任务是让那里的人们在经济上以什么方式过得更好，我认为很难用我们西方这里的标准去衡量中国。当然，自由工会和多元化等等都是非常好的，但不应该在这方面在中国操之过急，否则可能让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带来后退。当然，这不是说中国的严重腐败现象和官员的权利滥用是好的，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应该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采访记者：潇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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