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两会前夕，中共政治局举行了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集体学习，习近平在讲话中再次提出要把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摆在平安中国建设首位，这让一些敏锐的观察者觉察到，当局是否又要将国家安全置于经济发展之上。人们有此疑虑，和下面这种流传广泛的看法有关：中国经济之所以在疫情放开后的长时间里萎靡不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当局把对国家安全的考量，放在发展经济之上，当发展与安全产生矛盾或冲突时，宁可不要发展，也要确保安全。这成了中国官员事实上信守的规则。而现在，特朗普又重返白宫了，他对中国的关税战正在引起两国的激烈对抗。
习近平为何如此强调“安全”？
上述看法似乎也得到现实有力印证。许多人会举例说， 2022年召开的中共20大，习在报告中26次提到“国家安全”，远超19大报告的18次，更比胡锦涛的18大报告4次提到“国家安全”多了22次。相反，20大报告提到“改革”，则只有寥寥几次，显见在习的心里，安全的分量要大于经济。当局此后还修订了反间谍法，国家安全机关则大抓经济间谍，搜查了一家本土和一家美资背景的商业咨询机构，一时间弄得市场有点风声鹤唳，亦让外资感觉在中国投资不安全，甚至一度成为外交问题，以致当局多次出来保证，只要遵守中国法律，在中国投资就是安全的，不必担心。
20大报告对安全的强调有其背景。中美对抗当时已经进行了五年，中国外部环境恶化。另一方面，20大是习完全排除其他派系，独揽大权的开始，这也会引起中共党内对他的不满。在这种内外联动下，习关注安全、重视安全——不管是他个人的安全还是政权安全，或者广义上的国家安全——是不难理解的。这和2017年的19大背景很大不同，更和2012年的18大背景根本不一样。
在中国，最高领导人重视什么，那么在执行环节，为突出这种重视，事情往往会做过头。安全问题也一样，还由于安全机关属于强力部门，少受法律约束，从而在执法中给外界造成一种安全泛化的印象。这确实会影响市场特别是外资的担忧。然而，如果由此得出国家安全高于发展经济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在2023年疫情完全放开后，为了拯救在疫情期间差不多奄奄一息的中国经济，从总理到经济官僚，轮番上阵，不断对外资喊话，对中国经济要有信心，投资中国，当局在对外开放上也不得不废除一些阻碍外资进入的法律。2023年中国经济发展最突出的一个现象，就是开放的力度比之前更大，而舆论曾普遍认为，在美国围堵下，中国会被迫闭关自守，搞内循环。
有人可能会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只要习近平不放下安全的心结，中国就不可能做到真正的以经济建设为主，即便这个话写在当局的文件或者领导人的讲话里。倘若这样来看问题，过于偏颇。在整个中国的战略环境已被重置的情况下，再像19大之前那样不考虑或少考虑安全问题，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经济搞砸 一切搞砸
安全问题不能不考虑，但这不等于会把安全凌驾于经济发展之上。个中道理不难明白，安全再怎么重要，也大不过经济对政权的重要。经济搞砸，一切都会搞砸，因为经济是根本，是支撑社会运转和政权安全的物质基础，尤其在政权本身的合法性不足的情况下，更需要通过发展经济来弥补。就此而言，经济自身就是政治问题，会带来政权的安全风险。只有把经济搞好，才能最大程度确保政权安全。当局应该还是理解这一点的。
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去年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安全的论述，来看看发展与安全到底孰轻孰重。
之所以比较这两年，而非2023年，是因为这两年是李强主持的报告。2023年虽是新政府上台的第一年，但那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是由前任总理李克强主持的，且报告重点是总结过去5年的工作，所以可比性差一点。去今两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出自李强，反映的是李强对这对关系的思考。
基本来讲，政府工作报告对发展与安全的论述，有一个固定模式：在总结上年的工作中，会有一小节提到安全，去年的提法是 “推动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有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新进展” ；今年的提法是“完善国家安全体系。严防极端案事件发生，依法严惩恶性犯罪，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在对当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中，也会有对发展与安全的要求，去年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坚持底线思维，做好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充分准备” ， “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在坚守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更多为发展想办法、为企业助把力” ；今年是“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另外，在对当年政府工作任务的部署中，会有两处提到安全，分别是第六和第十部分。去年第六部分的标题是，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标本兼治化解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维护经济金融大局稳定”；今年第六部分的标题是，“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在发展中逐步化解风险，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第十部分，则有专门一段来论述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去年的表述是，“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依法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今年的表述是，“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完善维护国家安全体制机制，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落实维护社会稳定责任制，加强公共安全治理，强化基层应急基础和力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完善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
从上面的比较来看，报告所谈的安全，无论是经济和金融安全、公共安全还是生产安全，它们属于广义的国家安全，表述有侧重，但有两点还是差别明显，一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部分，今年只有短短一句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去年则是三句，分属于总体要求部分的不同段落。这是否反映了当局今年对安全的要求没有去年强烈？二是政府工作任务的第六部分，今年把“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放在标题的后半段，而去年把这一句放在标题的开头，这种顺序的调整，可能是意在淡化安全的敏感性。
由此可见，至少在李强看来，安全问题虽然也非常重要，但充其量是经济和安全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而不能由对安全的重视冲击经济的主轴，他反映了李强在判断今年形势任务时可能更偏重经济发展。事实上，习也放弃了安全第一的执念，假如他过去有的话。否则，便不会有民企座谈会的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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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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