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讨论会看中国式公民社会

在IES北京分中心做访问学者的肖恩•谢博士(Dr. Shawn Shieh)认为，四川地震给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创造了新的机会。地震之后，民间自发组织的迅速成立，以及迅速的网络化。非政府组织的研究者认为，这显示了公民社会正在不断成长。国家允许志愿者行动，第一次与他们坦率的合作，同时也很快地收紧了控制。肖恩•谢博士说：“地震也突出显示了一些持续存在的问题，非政府组织持续薄弱的问题。基本上最薄弱的环节是注册。非政府组织仍然努力去注册，进而成为一个法律实体。以前（非政府组织）的主要形式是建立网络，然而网络这种形式是不合规定的，他们无法得到银行帐户。如果他们要筹集资金，他们要把钱放到哪里？”

一些非政府组织仍然处于没有注册的状态，或者将自己注册成公司。政府可以以非法营业或者逃税的理由控告这些志愿者。这在志愿者身上经常发生，最近一个是"公盟""Open Constitution"-维权律师许志永的志愿者组织-政府认为他的行动触犯到了国家权力的利益。也有一些有公益心,也有足够资金的中国人以其他方式去做一些助人的事情。比如有840多个私人基金会通过了相关法律的审查。

2007年在北京成立的南都(Narada)基金会的副主席和秘书长徐永光希望，非公募基金在公民合作的新的空间里，可以摆脱国家的控制，“那么非公募基金会的第二个突破，是突破了民间慈善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瓶颈。中国的公募基金会在过去将近30年的发展当中，基金的筹集使用都很难摆脱政府的控制和影响，很多资金实际上是从民间筹集，最后还是要和政府合作去使用。”

非公募基金会的活动也不是不受限制的。他门既不能用于政治也不能用于宗教项目。否则基金会就面临被关闭的威胁。徐永光认为，中国人更愿意将捐赠用于对抗贫困或者教育领域，而不是敏感的人权方面。不过政治和社会性项目之间的界限往往非常模糊，这也是基金可以利用的一个优势，“在一些基金会选择资助项目的时候，它也是想既比较容易操作，而且也没有太大的敏感度，比如说我们资助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其实就是要维护他们受教育的权力，也是在维权，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角度进入，敏感度不算太高，这也是我们的一种策略。”

公民社会的合作，对所有的参与方来说还是在走钢丝。政府方面处心积虑，让非政府组织提供社会服务，但既不能太严厉的对待它们，也不能太宽松。志愿者通过合作让他们的组织更坚固。他们经常也同时对公民的法律意识提出了要求，这样至少不知不觉中避开国家权力的影响。

作者：Kristin Kupfer / 子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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