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媒體：香港成了中國變革新根據地

香港《亞洲周刊》最新一期發表評論認為，「九七大限論」之死，帶來中國社會變革的新生。京港民間匯聚改革洪流，沖破種種障礙。評論寫道：「『九七大限論』的死亡，卻帶來中國社會變革的新生。香港不僅沒有死，並且在中國民間社會的「寧靜革命」中發現新的生命意義。那些專業的社會工作者、那些學界教授、那些NGO人員、那些金融專業人士，前僕後繼，馳聘在神州大地。他們也許獻身於理想，也許為利益所驅動，或者是兩者的結合，但卻客觀上成為一支港人「『北征』的大軍，攻『心靈』之城，掠『管理』之池，融化了境內境外的心理疆界。」

《亞洲周刊》的評論接著寫道：「這也使香港成為中國社會變革的最新根據地。……這也和當前中國大陸風起雲湧的維權運動相結合。從保護太湖免於污染到山西黑磚奴工事件，中國民間社會的自發力量也在崛起。但香港的社會工作者及管理專才其實並不是尋求體制外的改革，而是要參與體制內的「博弈」。他們的對口單位往往是共青團、婦聯、統戰部，要落實胡錦濤『建設和諧社會』的理想。(因而香港人不再是自外於中國歷史發展的「局外人」。七百萬香港人在回歸之後，與十三億的大陸同胞緊密結合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神州變革的旅程中，交換改革的密碼。」

香港《文匯報》則發表評論認為，「一國兩制」的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對中國發展的戰略作用上。評論寫道：「香港之所以能在九七年後成功實踐『一國兩制』，與第一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的戰略思維有著密切的關係。一九四九年後，如何對待英國佔領下的香港，這是一個非常敏感而又緊迫的問題。對於香港，周恩來講的很清楚：『香港的主權總有一天我們是要收回的』。這是基本立場。但何時收回香港更為有利……建國前夕，毛澤東、周恩來等客觀地分析了國際國內的形勢，做出了『暫不收回，維持現狀』的決策。是從新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考慮。新中國需要同國外進行經濟上的往來，而在美國對華實行全面封鎖的情況下，把香港留在英國人手裡，它就有可能成為新中國「同國外進行經濟聯繫的基地。在１９７８年以前，正是因為有了香港這個陣地，中國才得以從西方國家引進國內所急需的機器設備，才得以同西方國家進行經濟貿易。如果沒有香港這個陣地，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可能會更加封閉。」

評論接著寫道：「從上世紀五十年代毛澤東、周恩來對香港的思維可以看出，第一領導人就已經從利用香港作為中國與西方溝通的橋樑、為中國經濟建設服務的角度，為香港確立了戰略定位。到了八十年代鄧小平確立以「一國兩制」收回香港主權時，這一戰略思維就更為明確。……有評論這樣認為，回歸後的香港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回歸後的香港只有是世界的，才能更好地成為中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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