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媒體評新春政治局勢
2004年1月28日新年過後引起香港媒體關注的第一條政治消息,是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春節期間南下深圳渡假兼考察,並對香港近況表達高度關注。據《明報》引述消息人士報導,江澤民對香港的近況高度關注,對中央採取措施扶持香港經濟發展的成效也甚為關注。報導說:「江澤民今次南巡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國務院副總理曾培炎陪同;在深圳期間,曾被江澤民贊賞「你到廣東主持工作我就放心了」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亦全程陪同。」
在香港的政治圈內,盛傳北京對港政策的主導權依然掌握在江澤民手中,因此江澤民此番高調視察廣東並對香港局勢表示關注,究竟意味著什麼,想必各派人士自有一番猜測。《明報》本周刊登時事評論員吳志森的文章,提出港人繼續抗爭,中央是否會收回優惠的問題。文章說:「政改討論,充斥著似是而非的誤區,例如為急救香港經濟,中央實行了不少優惠, CEPA、人民幣業務、自由行等,還會陸續有來,如果香港不領情不聽話,繼續就政改抗爭,新優惠固然取消,舊優惠也會收回。……這些政策推出的時間非常合時,應該感激,但這不是單方面的恩賜,不是說收回就收回。香港的獨立法治、嚴謹的專業、靈活有序的制度、國際水準的體系才能擔此重任,這些優勢非其他內地城市能及,也無法取代。港人不應妄自菲薄,我們有高質素的人民,值得有一個更與之相稱的政治體制。 」
而親北京的《文匯報》則發表署名「何國釗」的文章,認為北京在此時介入合法合理合時,並稱北京對香港局勢瞭如指掌。文章寫道:「「七‧一大遊行」和「元旦大遊行」與去年底區議會選舉的結果並不能真正表達「民意」。當日參加遊行的市民在各種政治團體、專業組織、公務員團體與天主教基督教等宗教組織的慫恿下,以及對政府施政失誤、經濟處於困境深感不滿而參與者不在少數,其目的和訴求與遊行的目的並不完全相符,或並非出於有充分政治認識而自覺參與。至於區議會選舉,則滲透相當份量的感情因素和「民主派」激情煽動。因此不能認為這是市民有充分政治認識而自覺參與,……香港市民過去長期經歷殖民地生活,深受西方價值觀和歷史認識的熏陶,又日夕耳聞目睹有關中國負面因素的宣傳。他們對中國的局勢欠缺全面的真正的認識。近日,由於北京對香港全力的扶助,帶動香港經濟明顯好轉,市民對中國的感情和認識才得以出現今天的變化。」
文章以其京式批判風格接著寫道:「中央授權予香港高度自治,但牽涉到政治體制,又如何能放任不管這關係到「一國兩制」貫徹落實的關鍵時刻,中央介入是完全合法、合理、合時的。「民主派」在好夢落空之際仍作困獸鬥,是意料中事。」
與此同時,早年留學德國的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香港政府智囊之一關信基則從國際民主化經驗分析了香港政改局勢。他在接受《明報》專訪時指出,97後香港是單一制國家下的地方政府,政制發展無可避免受中央影響,但香港過去討論民主改革時犯上錯誤,沒有注意中央的期望及利益,錯誤地將注意力集中在董建華及特區政府身上,以為給予其壓力就可成功爭取民主,但未見民主派有向中央政府做工作,故今天應以平常心看待中央的擔憂及利益。
關信基接著分析道:「古今中外由專制政權成功過渡至民主政府的過程,往往是閉門談判的結果,若以急進革命方式建立民主制度,將會付出代價,包括即時的人命及中長期的代價,因為民主的本質是透過和平手段更換領導,豈能以暴力革命手段建立和平更換政府的機制,革命往往會創造暴力文化,要長期洗滌才可減退,暴力之下建立的民主往往是不穩定及反覆的,辛亥革命及拉丁美洲就是例子。」
另外,在中國國內局勢方面,《信報》發表署名「鄭永年」的文章,題目是《胡溫新政與中國社會主義新潮》。文章說:「胡錦濤、溫家寶體制形成以來,正在促成中國社會各方面的轉型。……首先是發展方向上。最主要的是提出了「以人為本」的基調思想。 「以人為本」本來就是歐洲社會主義思想運動的內核,意在修正資本主義制度所帶來的諸多弊端。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實踐表現為和「以人為本」思想的對立。 ……其次是政策層面。胡、溫新政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把「以人為本」的重心放在社會的大多數。在用法律手段保護新興階級的同時,重新認定佔社會的大多數的工人農民的利益。 ……再次但可能是更為重要的是領導人的行為方面。在任何國家,最高領導層的行為都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國更是如此。在法制建設還不很完善的情況下,領導人的表率作用具有相當大的政治影響力,比一些具體的政策更能影響下層官員的行為。」
鄭永年接著分析道:「社會主義在中國已經經歷了三個歷史階段。第一個時期就是毛澤東所領導的革命和建設。社會主義在傳入中國時並不是主流。在當時流行的各種主義如自由主義、民主主義、資本主義、民族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等中間,毛澤東等第一代領導層選擇了社會主義。但是當時主要目標是為了建立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而不是像社會主義起源的歐洲那樣強調社會福利。所以,中國的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是結合在一起的。 ……第二時期是鄧小平等第二代領導人對社會主義的反思。毛澤東極端形式的社會主義造就了一個強主權、窮人民的國家。鄧小平提出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口號,並實施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的政策。……這個時期在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發展方面非常成功,也促使了中國社會開始作全方位的轉型。舊的體制被沖垮,但新體制的確立相當緩慢。儘管高層從來就沒有宣佈放棄社會主義,但一般認為,資本主義的崛起表明了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總結。中國各界除了拚命追求經濟利益外,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亂象,因為人們不知道社會在往什麼方向發展。…… 現在開始進入第三階段,即社會主義的新潮。說它是新潮是因為不是對舊式社會主義的回歸,而是一種新的綜合創造。它繼承了舊式社會主義的很多合理理念,如社會公正、以人為本和協調發展等,但使用完全不同的方法來實現這些理念。在很多方面來看,社會主義的新潮完全放棄了冷戰時期蘇聯和東歐版本的社會主義,而類似於歐洲版本的社會主義。」
(邱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