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最近，中國名校之一上海復旦大學，決定對該校的文科進行改革。把本來在全校佔40%左右的文科生，削減到20%。但同時，增添和擴大理工科的招生。這也意味著，今後復旦大學的文科老師也將比以往要少的多。 這在學界引起了轟動。
主要問題不在於，這個改革是否有必要。而關鍵的問題是，這種改革的動力是什麼？因為在這動力後面，隱藏所謂「中國特色「。
文科的自有價值
所謂文科，就是英語的Liberal Arts, 這包括了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大學本身是西方文明的產物，或者說也正是隨著西方文明的全球化，中國才產生了大學。 自從大學產生以來，就有了「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之分。 價值理性相信的是一定行為的無條件的價值，強調的是動機的純正和選擇正確的手段去實現自己意欲達到的目的，而不管其功利如何。 而工具理性是指行動只由追求功利的動機所驅使，行動借助理性達到自己需要的預期目的，行動者純粹從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慮，而漠視人的情感和精神價值。
在人類生活中，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都是必需的。 這就如同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對人的需求描述那樣，用「生理」、「安全」、「歸屬感和愛」、「社會需求」或「尊重」、「自我實現」和「超越」等術語來描述人類需求和動機。 馬斯洛對他排列的人類需求作了一個層次的優先排列。而中國大學從文革結束以後的發展過程，多少也似乎有一個類似的過程。
文科的狂歡和低落
在1977年鄧小平恢復高考、同時也恢復中國的大學正常工作之時，中國的經濟和教育都相當落後。國家財力微薄，文革把幾代年輕人都弄到了極端無知的程度，這樣，能進一個大學，就如同古代考上狀元一般。筆者在文革期間的小學一個班同學中，50個人僅有3人考上了大學。正是因為大學生的稀缺，那時的本科生畢業，找工作自然也不成問題。 而在中國的80年代，可謂是中國思想解放階段。正是因為這樣，在建國以後尤其在文革期間被認為危險的文科，在80年代大放光彩。這樣，那些本來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右派」，被恢復了舊職，重新當起了教書匠。而中國當初也借著全面開放的東風，從西方引進不少理論和思想。由於毛澤東時代的封閉，中國大學急著補上那些本來就應該有的思想和理論交流的課。 在這種大背景下，中國大學文科算是進入最輝煌和活躍時期。
但後來，六四之後，中國大學文科由於政治的原因開始變得小心翼翼。 畢竟，文科的要旨是培養學生批判性思維、道德反思和對人類生存的深刻理解。 而這種批判精神由於六四事件，便成了當局討厭害怕的東西。但到了2000年後，中國大學文科的地位又有了提升。其大環境是中國進入了世貿組織後，也成了經濟全球化的得利者，而與此同時，中國對自己大學地位的要求方面，也開始國際化，或者更精確地說，美國化。大學文科教師發表論文需向世界頂尖刊物看齊，這在重點大學更是如此。中國當初的985大學的校長們就想著如何讓自己的大學躋身全球大學排名榜，進入所謂的100強。 筆者在2007年就是在這種氛圍下進入了浙大和上海交大工作。在我2007任浙大政治學教授時，大學網路还能使用YouTube 和Google。儘管後來這些網站後來都被封鎖，但大學的思想和學術交流依然非常活躍。同時，大學對文科老師在國際刊物上發表的文章，很少用政治的標準去衡量。如果在一個SSCI刊物（社會科學引文索引：全球知名社會科學領域引文索引資料庫）上發表，那就是好樣的，因為這對大學的評估會帶來利益。而這一切，在習近平第二任開始，就有了明顯的變化。 政治的要求迅速提升，文科必須為當局政治服務。這從社科基金支持的研究項目內容便能得知。那時，北大和清華大學增添了「習近平思想研究學院」就是一例。
幾十年來，中國經濟也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如果說疫情前中國的經濟是處在一個輝煌時期，那麼疫情期間和疫情後，便開始走下坡路。而經濟境況越好，中國的中產階層數字也越大。隨著生活水準的提高，人們對文科的興趣也會更大。這個時候北大清華等大學的文科教授們，收取高昂學費為中國的老闆們舉辦「高級培訓班」，也算是分到經濟發展的一杯羹。 那時，儘管大學生數字也不少了，但由於整體經濟運行似乎良好，包括文科生在內的大學畢業生找工作並不是個問題。
但是，一旦到了經濟下滑，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就成了負擔。而文科更是首當其沖。中國現在每年有1000多萬大學生畢業，而這裡985、211的大學生比例不到5%，百分之九十多都是普通院校的學生。如果連985的畢業生現在找工作都難，更何況普通大學呢？
當然，經濟對中國文科的影響，不僅是在中國，在其他國家如美國也是如此。不久前，一個耶魯大學畢業有著本碩文憑的24歲年輕人，同時還有富布賴特學者榮譽稱號，曾出版過自己的書，但求職被拒絕了473次，就是找不到工作。而在美國類似情況還不少。根據市場的變化，哈佛本科生學院2024年取消了至少30門課程，涉及二十多個系，大多是文科專業。
中國特色
僅從經濟環境來看，文科被砍，不是中國特有現象。而且，隨著科技的發展，尤其是AI的出現，市場上對那些創造性不強的文科生的需求也會減少。 但復旦大學文科被削減，還有其他的原因。那就是中國的政治環境。習近平時代政治環境更注重的是「工具理性」，而非「價值理性」。 所謂「價值理性」是具有普世價值的東西。習近平時代也似乎強調意識形態，但那是一種很狹隘的價值觀，或者說必須是「姓習」的價值。近年來中國對文科研究的管控日趨加緊，無論是國際關係、政治學、法學、宗教學與社會學等，都容易觸碰敏感議題，這些意識形態上「不安全」的學科被砍也就符合中國的邏輯了， 換言之，中國現在是「工具理性」佔上風的時代。
「工具理性」佔上風也跟中國社會的物質主義相吻合。以網上公佈的2024年中國大學預算來看，復旦排名第六。排在前面的除了北京大學外，全是工科強校。復旦比清華少了200億元，比浙大少了150億元，比上海交大少了100億元。這還只是一年的差距。而這經費直接跟大學的理工科陣勢有關。
這就是復旦大學現在大量增添理工科，努力減少文科的動力。 但是，正是因為目前的舉措，復旦大學可能會丟失它曾經有過最珍貴的東西：它的優秀的人文傳統和它的批判精神。
本文作者張俊華為德籍華人政治學者，在德國生活三十餘年。他曾就讀於德國法蘭克福大學，並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此後曾執教於柏林自由大學等高校。現為法國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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