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討論會看中國式公民社會

在IES北京分中心做訪問學者的肖恩•謝博士(Dr. Shawn Shieh)認為，四川地震給非政府組織在中國創造了新的機會。地震之後，民間自發組織的迅速成立，以及迅速的網路化。非政府組織的研究者認為，這顯示了公民社會正在不斷成長。國家允許志願者行動，第一次與他們坦率的合作，同時也很快地收緊了控制。肖恩•謝博士說：「地震也突出顯示了一些持續存在的問題，非政府組織持續薄弱的問題。基本上最薄弱的環節是註册。非政府組織仍然努力去註册，進而成為一個法律實體。以前（非政府組織）的主要形式是建立網路，然而網路這種形式是不合規定的，他們無法得到銀行帳戶。如果他們要籌集資金，他們要把錢放到哪裡？」

一些非政府組織仍然處於沒有註册的狀態，或者將自己註册成公司。政府可以以非法營業或者逃稅的理由控告這些志願者。這在志願者身上經常發生，最近一個是"公盟""Open Constitution"-維權律師許志永的志願者組織-政府認為他的行動觸犯到了國家權力的利益。也有一些有公益心,也有足夠資金的中國人以其他方式去做一些助人的事情。比如有840多個私人基金會通過了相關法律的審查。

2007年在北京成立的南都(Narada)基金會的副主席和秘書長徐永光希望，非公募基金在公民合作的新的空間裡，可以擺脫國家的控制，「那麼非公募基金會的第二個突破，是突破了民間慈善資源配置不合理的瓶頸。中國的公募基金會在過去將近30年的發展當中，基金的籌集使用都很難擺脫政府的控制和影響，很多資金實際上是從民間籌集，最後還是要和政府合作去使用。」

非公募基金會的活動也不是不受限制的。他門既不能用於政治也不能用於宗教項目。否則基金會就面臨被關閉的威脅。徐永光認為，中國人更願意將捐贈用於對抗貧困或者教育領域，而不是敏感的人權方面。不過政治和社會性項目之間的界限往往非常模糊，這也是基金可以利用的一個優勢，「在一些基金會選擇資助項目的時候，它也是想既比較容易操作，而且也沒有太大的敏感度，比如說我們資助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其實就是要維護他們受教育的權力，也是在維權，但是在這樣的一個角度進入，敏感度不算太高，這也是我們的一種策略。」

公民社會的合作，對所有的參與方來說還是在走鋼絲。政府方面處心積慮，讓非政府組織提供社會服務，但既不能太嚴厲的對待它們，也不能太寬松。志願者通過合作讓他們的組織更堅固。他們經常也同時對公民的法律意識提出了要求，這樣至少不知不覺中避開國家權力的影響。

作者：Kristin Kupfer / 子江

責編：石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