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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媒:台灣追思,北京告別和漢城進化

駐香港特約記者邱震海2005年2月7日

春節前,中國國台辦官員孫亞夫和李亞飛以海協會官員身份赴台,參加辜振甫先生的追思會,引起了各界的密切關注。趙紫陽始終沒有得到公正的評價,讓人對中國政治改革的前景感到失望。韓國首都漢文名字的變遷也讓人聯想北京英語名字的「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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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漢城)市中心圖片來源: AP

香港《信報》本周刊登文章,題目是《近期兩岸微妙互動新模式?》。文章說:「最近,兩岸關係中接連發生了三件大事,一是春節包機順利起飛,二是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紀念「江八點」十周年座談會上發表講話,三是大陸海協會副會長孫亞夫和秘書長李亞飛代表汪道涵飛赴台灣,參加辜振甫先生的公祭儀式。三件大事各有其玄妙之處:首先,春節包機雖是個案,但實際上已具備直航元素,而且生發出一種「民間出面,官方首肯」的新模式,亦即兩岸民間互動在一些非原則性、非戰略性的事務性議題上,採取一定程度的戰略模糊;其次,賈慶的林講話系統闡述了大陸最新對台政策思路,其中不乏具有革命性意義的戰略思維;至於孫亞夫和李亞飛赴台,則更是具有微妙色彩,因為兩人同時兼有國台辦的高級職務,從而使得這次台灣之行雖不具有官方色彩,但卻留下了想像和進一步發展的空間。」

《信報》的文章寫道:「上述三件大事,從發生的時間點上都不是預先設定的,但是如何操作卻是經過精心考慮的,也有著更為宏觀的戰略背景。具體來說就是時間上的偶然性和邏輯上的必然性。這些邏輯背景實際上涉及到中美關係以及台灣和北京內部發生的微妙變化。……無論是北京、台灣還是美國,最近似乎都有意緩和兩岸局勢。雖然「一中」前提尚未在兩岸之間確立,但這同時並不影響雙方在一些民間事務性問題上的微妙互動。因此,如果說賈慶林講話是北京對台思路的宏觀表述,其中蘊藏著北京的柔性對台思維,那麼春節包機和「雙亞」赴台,則正好是實施這一柔性思維的理想個案,從而也生發出兩岸微妙互動的新模式。」

文章最後寫道:「當然,這一模式能否成功,尚需兩個重要前提:一是北京需要膽識,二是台灣不能挑釁。舉例來說,若春節包機起飛後,陳水扁忽然公開表示這是國際航線,那便是毫無誠意的公開挑釁。至於未來走向,似乎可以看出三個趨勢:第一、「一中」原則仍是北京對台在原則性問題上的基本前提;第二、「一中」原則同時不影響雙方民間的互動,一些非原則的、事務性的互動,如此次的春節包機和辜振甫公祭儀式;第三、兩岸官員不排除借助合適的契機和時間點,進行某種程度的非官式接觸,由此生發出一種進可攻,退可守的微妙模式。」

中國國家副主席曾慶紅最近訪問拉美,《亞洲周刊》是為數不多的隨行媒體之一。該刊資深特派員王健民在最新一期《亞洲周刊》發表文章,題目是《曾慶紅談趙紫陽及中國今年五大要務》。文章說:「曾慶紅在一月二十九日訪問委內瑞拉那一天,剛好碰上趙紫陽遺體火化的日子,他藉著與當地華人會面,以及與香港記者餐敘的機會,首度公開評價趙紫陽,並細說了委內瑞拉總統辦公室裡掛著一幅「頗有意思」的歷史油畫,似乎在暗示他對歷史的尊重。」

文章寫道:「(雖然北京高層均刻意迴避有關趙紫陽離世的問題,但在這次曾慶紅中南美洲行程中,似乎是很難避得了。……表面上看來,曾慶紅對趙紫陽的評價與中國大陸官方新華社說法的基調差不多,但他卻是北京最高領導層在趙紫陽於一月十七日去世之後,公開表態的第一人。其實,就在一月二十九日當天下午,曾慶紅在會見並與委內瑞拉當地華人合影之後的講話中,便透露了要尊重歷史、實事求是的訊息。他在講話中介紹了他在當天上午與查韋斯總統會談時,參觀了總統辦公室的情況。曾慶紅說,查韋斯總統辦公室的牆上掛了多幅反映委內瑞拉獨立革命時的油畫,但其中一幅卻頗有意思,畫中的人物,曾經是南美的解放者、委內瑞拉國父西蒙.玻利瓦爾的一位戰友,但他後來卻背叛了革命,「跑到美國吃西餐、喝紅酒去了」。但直到今天,總統辦公室照樣懸掛著他的油畫像。……曾慶紅認為,譬如某些事情如果不觸及法律,他都可以做,因為「大家都要依法辦事」。但他卻沒有解釋,既然要依法辦事,既然趙紫陽問題不觸及法律,趙紫陽也並非刑事犯罪分子,當局為什麼要把他軟禁了將近十五年,直到他離世。」

香港《蘋果日報》本周發表署名「張華」的文章,題目是《究竟叫「漢城」還是「首爾」?》。文章說:「南韓首都漢城(Seoul)市長李明博上月十九日宣佈,正式把漢城中文名字定為「首爾」。李明博解釋說,選用「首爾」是因為這個中文名的發音接近韓語,並取其「一流城市」之意。……中方一直都不置可否,既沒答應,也沒公開否定,而中國民間社會的反對聲浪則異常高漲:你有改名的自由,我也有用不用的自由。 ……韓國城市都有標準的中文名字,只有首都Seoul例外用純粹韓文。這次「改名」是韓國首次為首都取一個中文名字,「首爾」的發音跟韓語接近。至於舍棄沿用多年的「漢城」,是因為很多韓國人都不知道「漢城」就是他們的首都Seoul,因而出現很多混亂的狀況。這是韓方的解釋。中國當然不認為這麼簡單,這牽涉到很複雜的歷史因素和中韓關係。公元一三九四年,李成桂建立北韓王朝,定都漢陽,並改名為漢城;二十世紀初韓國淪為日本殖民地後,漢城又改名為京城,直到一九四五年大韓民國獨立後才改名Seoul,但沒有官方的中方名字,中國則以古代的「漢城」稱之。由於古代的韓國受到中華文化的很大影響,並曾是中國的藩屬,採用「漢城」意味對韓國在文化上、心理上還有一定的優越感。」

文章寫道:「北京市的英文名字的「進化」,與這次「首爾」的紛爭有點相似。以前英國把「北京」譯作「Peking」,而拒絕中共建國後用漢語拼音寫成的「Beijing」,以示與中共劃清界線。但是,當全球多國都改用「Beijing」,英國人近年才逐步採用。可是,現在才糾正,代價當然更大,因為累積文件、地圖等資料都較五十代時多很多,而且要很長時間才能完成過渡。 中國呢?筆者以為,中國以坦蕩蕩的君子胸襟,改用「首爾」也沒甚麼大不了,既可釋疑解慮,表達善意,讓鄰國明白中國的崛起不會威脅他們。況且,早晚都是要改的,早改不是比晚改好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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