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輾壓百姓 卻寬容權貴

日前有一黃姓清潔隊員看到回收的電鍋還能用，就轉贈給拾荒阿嬤。然因電鍋價值估算約卅二元，被檢方依貪汙治罪條例起訴。與此同時，高雄大樹山光電場發生「山頭剷平」；美濃也出現盜採砂石深達廿米的「大峽谷」天坑，雖曾開罰業者三百萬元，但獲利數億，相關人員大多也僅以二至十萬交保。

台灣的司法，長期以來存在著「階級感」。所謂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聽來堂皇，實際上卻往往是「窮人面對法律，法律是山；有錢有權人面對法律，法律是水」。

當基層公務員或小人物被抓到收賄數十數百元時，檢調幾乎雷厲風行，立即偵訊、起訴，甚至還要羈押禁見，以示反貪腐的決心，彷彿要藉著這些「小案」來證明司法的公正。對這些人而言，幾十數百元的「貪汙」可能斷送整個人生，職位丟掉、名譽掃地、家庭破裂，甚至坐牢多年，人生再也翻不了身。

然而，當涉及與政府交好的大企業、財團、或是政商高層的巨額貪腐案，情況卻往往完全不同。收賄金額可能是上百萬、上千萬，甚至動輒以億元計算，但司法卻常常顯得「溫柔」。不是先「請回」，就是「交保候傳」，數十萬的交保金額，對這些權貴而言僅是九牛一毛。輿論吵一陣後，案子便漸漸淡出，最後不是無罪、逃亡境外、就是曠日廢時直到社會忘記。結果往往是有錢有勢的人頂多失去一點形象，但日子一樣過；窮人卻徹底被司法輾壓，連翻身的機會都沒有。

這種司法落差，實際上反映了三層結構問題。第一，檢調與媒體的選擇性嚴格：辦小案容易出績效，辦大案牽扯龐大關係網，怕得罪人。於是小人物成了替罪羊，讓社會誤以為司法嚴厲。第二，保釋制度的階級化：保釋金制度原本是保障人身自由的機制，但在台灣卻變相成了有錢人的「特權」。窮人連交保金都湊不出來，直接被關；有錢人隨手拿出幾百萬，就能回家吃晚餐。第三，社會對權貴的寬容：一般人對政商名流的貪腐，往往抱著「反正大家都這樣」的無奈心態；但對基層公務員或小人物卻格外嚴苛，甚至幸災樂禍。這種「向上寬、向下嚴」的氛圍，也反映出台灣社會的扭曲。

如果司法只會把窮人當祭品，把有錢有權勢的人當貴人，那麼社會的信任將徹底崩塌。當人民不再相信法律能伸張正義，就會轉而尋求其他方式自保，這才是真正的危機。

「窮人貪汙被起訴，權貴A錢可交保」，這不是一句抱怨，而是一種警訊。台灣司法若不改變這種「雙重標準」，最終將會失去存在的正當性。真正的司法獨立，不是來自政府口中的廉價口號，而是來自制度性的制衡、懲處、汰換、與透明；司法的墮落，不是從民眾的不信任開始，而是從檢調辦案的偽善與雙標開始。當一個國家失去了最基本的司法信任，在所有民主進步的假像底下，剩下的只會是赤裸裸的獨裁專制與相對剝奪感。而無知與冷漠，正是培育這些無良政客與司法打手的最佳養分。